“科技成果转化和拔尖人才培养是高校最重要的两项创新供给，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带来坚实的基础和强劲的动力。但当下必须要打通高校创新供给的这个‘任督二脉’，才能改变成果转化率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量双低的问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在小组发言和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谈到，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做到“三个要有，两个要变”。同时他还建议，将鼓励开展“高价值”“极交叉”科学研究写入“十五五”规划。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需做好“三个要有”
丁奎岭认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需做好“三个要有”。
首先，要有“全栈式、全链条”的公共转化平台。丁奎岭对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情况进行了精心调研，他发现，高校的科技成果一般来说成熟度不是很高，大约只有7%左右达到可工程化阶段，产业化的链条也比较长，因此建立涵盖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投资转让等关键环节的“全栈式”“全链条”公共转化平台是非常必要的。简言之，就是让一个机构把转化的事情都干了，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每个阶段都有资源保障。而环上海交通大学的大零号湾创新策源功能区和江苏省首个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都是很好的示范。
其次，是要有“算大账”“算总账”的容错机制，要提升国资的容亏率。丁奎岭透露，高校科技成果能够落地的比例比较低，一般为30%左右。
“投进去的钱收不回来，我想，这就是国资一直以来‘不敢投’‘不愿投’的症结所在。”丁奎岭说，打破这个困局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提升国资的容亏率，“算大账”“算总账”，不去过多地追求保值增值，把营造创新生态、推动产业升级也作为很重要的工作目标，真正落实“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导向。同时，高校校内也要建立“规则全、流程顺、底线牢”的尽职免责管理办法，双管齐下激发科技成果转化各方的积极性与能动性。
最后，要有“高价值”“极交叉”科研导向。一般而言，转化合同金额是衡量高校成果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一数字虽然每年都有提升，但是和国外顶尖水平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仅以2023年为例，当年全国高校转化合同的平均金额是32万左右，但是2020年斯坦福平均已经达到88万左右。
“‘木有本，水有源’，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关键是要从源头抓起。‘高价值’‘极交叉’的科研虽然做起来不容易，但是只要有成果，常常都受到产业界和投资界的青睐，那么转化的成果率自然就会高很多。”丁奎岭说，“高价值”“极交叉”往往意味着高风险和无人区，如果没有成体系的支持与引导，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应该不多。因此，他提到，希望将鼓励开展“高价值”“极交叉”科学研究写入到“十五五”规划中。同时，国家、地方政府以及高校在持续提升科技创新支持力度的同时，还应该设立更多有针对性的资助项目，让科技成果转化的“源头活水”更加充沛。
拔尖人才培养要做好“两个要变”
丁奎岭谈到，提高拔尖人才培养量需要做好“两个要变”，一是培养模式要变，要把传统的培养模式转变为“动态化”“争先式”的培养模式；二是AI推动教学改革的模式要变，要将“AI单驱动”的模式转变为“AI+HI”“双驱动”的模式。
他解释道，创新本是一个日新月异、千帆竞发的过程，培养拔尖人才，就要培养敢创新、会创新的人才。但是，现在的人才培养，很多时候是“静态”的、“内卷”的，即培养计划长期不变，重修刷分屡见不鲜。因此，要以创新链来重塑教育链，打造“动态化”的培养计划，让学生在“争先式”的创新实践中迅速成才。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课程的微课化、模块化，让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创新需求，来动态化制定自己的学习路径，多一些“乐高式”的自主构建，少一些“流水线”的知识填鸭。同时，开设更多创新实践课程，举办更多创新创业竞赛，用创新成果来取代标准答案，用创新贡献来衡量学习成绩，多一些争先的“比武场”，少一些内卷的“期末考”，让学生在创新过程中自驱动成长。
同时，“当下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课程的教学体验和教学效能得到了极大提升。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了教师在教学中的核心作用。”丁奎岭说，人工智能既是工具的革命，也是革命的工具，但是这场革命不可或缺的核心是人。习题与考试塑造不了思想与人格，快捷与方便替代不了真情与关心，数据与算法培养不出独立思考与批判思维。因此要强化教师的作用，持续提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发挥教师的能动性、创新性，将教师从授课者转变为引路人，形成知识与人格并进、效率与温度并存、智能与智慧并重的育人格局，培养更多堪当时代重任的拔尖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