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蜀道，作为中国大地上一个独特的文化与地理符号，承载了中西部地区3000余年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历史。考古中国蜀道考古研究项目自2024年3月启动以来，在国家文物局的统筹下，川、陕、甘、渝四省市考古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协同联动，对蜀道全线展开系统性调查与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完成了对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陈仓道、褒斜道、祁山道共六条干线的调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考古成果。4月26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在成都召开。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工作，蜀道考古项目组已初步掌握了6条蜀道主线保存较好路段的基本情况，形成了目前最为准确的“蜀道数据”。本次工作共调查蜀道里程2073千米，沿线分布各类文物遗存1034处，新发现文物遗存297处。
蜀道阶段性调查线路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沿线大量考古新发现
实证蜀道绵延千年的历史
蜀道连接川、陕、甘、渝四个省市，跨越多种地势地貌，其道路本身的修建就是一部宏大的历史，更是蜀道建设者们因地制宜、巧夺天工的智慧结晶。本次调查工作中新发现的道路遗存包括形制多样的碥道、栈道、桥梁等。目前，以金牛道上的碥道保存状况最好，米仓道上的桥梁类型最丰富，荔枝道上的新发现路段最多。
《新路颂》摩崖石刻（唐开元年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北宋《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石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除了道路本身的历史以外，在本次调查工作中，亦发现了大量的遗址、墓葬、碑刻等文物遗存，其年代从先秦跨越至清代，是以道路为基础，从而凝聚起沿路历史的真实写照。其中，陈仓道上新发现的梁鹿坪遗址先周文化墓葬为探寻最早的“周道”提供了新的方向；金牛道上新发现十二桥文化时期的三堆遗址、井田村遗址对探索先秦时期金牛道的历史走向提供了新的证据；米仓道上新发现的龙王堑石刻包含了自唐、宋、元、明、清共5个朝代的8通文字题刻，充分见证了米仓道绵延千年的历史进程。
重庆市万州区花岩古道（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重庆市涪陵区北岩题刻（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在蜀道沿线新发现的多处建置城市遗址及相关遗存，除为早期蜀道的选线提供了重要线索外，更实证了蜀道在统一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例如，金牛道旁发现的汉晋新都城遗址；褒斜道上确认了汉晋就已存在的三交城遗址；荔枝道上新发现了垫江县桂溪县城、开州县坝遗址等唐宋时期城址；在陈仓道的凤州古城周边还发现了成体系的烽燧设施，与城市遗址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城防体系。蜀道以国家道路串联区域城市，以关隘、驿铺保障道路正常通行，充分体现了蜀道作为“国道”在秦汉、唐宋、明清等历史时期中的现实价值。
统一标准和“一家牵头，多家协作”方法
为线性文化遗产调查工作提供“蜀道经验”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调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与会的数位专家就蜀道考古的新发现，提出了调查发掘和研究方向的建议。“蜀道是一个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历史遗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说。除了在克服地理障碍的成就之外，蜀道通过数道延伸，将草原丝绸之路和海洋丝绸之路连通起来，这一点意义尤为重要。此外，本次调查工作不仅采取了考古学的调查方式，同时结合了社会学、战争史、军事史、工程史，乃至文学史等多种研究方向，在点评环节中，王子今对这种多学科交叉的调查方式予以了肯定。他建议，对新发现的重要遗存进行试掘，尤其是关隘和驿站的遗存，将对蜀道考古的工作有重要帮助。
剑阁觉苑寺壁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作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第一个以线性文化遗产为对象的考古项目，蜀道考古项目以完整的蜀道路段为单位，采用“一家牵头，多家协作”的工作方法，在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将为全国古代道路和线性文物的调查保护提供了范例。作为蜀道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孙华在听取汇报后，对统一“以线串点”的调查方法、道路分级标准和记录规范体系等探索线性文化遗产考古调查的“蜀道标准”，给予了肯定：“这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其他重要古道的考古工作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
青泥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蜀道不仅是中国古代中心地区与巴蜀地区的交通干线，更是体现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等突出特征的线性文化遗产。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通过此次蜀道考古调查工作，对蜀道及沿线遗存的保存现状进行了系统摸底，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有助于蜀道考古走向深入，推动蜀道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
绵阳仙海凤凰山古道航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