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民法典宣传月” | 民法典中的卫生健康权责

民法典作为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成就，是回应现实问题、指导社会行为的重要指南。民法典通过明晰医患双方权利义务、规范医疗执业行为、完善医疗责任制度，为医患双方建立了更加公平、理性和法治化的互动框架。

设立人格权编，为患者提供清晰法律保障。

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这是我国民事立法史上的重大创新，体现了民法典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民法典第990条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对患者而言，人格权编直接回应了其对物质性人格权（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和精神性人格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权益保护的诸多需求。这为患者进行权益维护提供了全方位保障。

民法典第1002、1003、1004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在此基础上，第1005条进一步规定，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的，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施救。这是对医方施救义务的具体说明，为患者获得医疗救助提供了更充分的法律保障。

民法典第1018、1024、1032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的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这些权益在医患关系中都需要受到特别保护。

同时，民法典设专门条款，保障患者知情决定权等，在充分展现对患者权益尊重和保护的同时，也为推动现代医学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细化侵权责任编，让患者权益维护更有依据。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六章为“医疗损害责任”专章，从三个层次进行了详细的责任说明。

一是医疗技术损害的过错责任。民法典第1218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27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二是医疗伦理损害的过错推定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219、1226条规定，只要违反了相应的告知义务、保密义务就可推定医方具有过错，进而由医方承担医疗伦理损害责任。

三是医疗产品损害的无过错责任。民法典第1223条规定，因药品、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这为医疗产品损害的责任承担提供了周全的规制。

患者义务更明确，利于医务人员依法执业。

一直以来，患者都被视为更弱势的一方，法律法规多强调医方应履行的义务，而对患者义务往往缺乏明确、直接的规定。为平衡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体现法律的平等与公正，保障医疗活动的正常有序开展，民法典亦对患者义务进行了建构与梳理。

在医疗活动中，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相互对应的。医务人员享有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等权利。相应地，患者负有尊重医务人员人格尊严、不得侵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不得妨碍公共医疗秩序等义务。民法典第1228条规定，干扰医疗秩序，妨碍医务人员工作、生活，侵害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在医疗法律关系中，医患双方作为合同当事人，是平等的民事关系。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就不真正义务而言，患者在医疗活动中不应仅仅是配合治疗，更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以最大诚信向医方提供与诊疗相关的信息，并履行遵守医嘱的义务，进而为维护患者合法权益、实现医师诊疗权提供条件。

责任边界更分明，避免医方“全责化”倾向。

医疗行为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民法典在强调医方责任的同时，也合理设置了免责条款。

民法典第1224条规定了特殊抗辩事由。

其一，患者不配合医方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的，医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其二，医方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的，医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其三，医方尽到了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但限于当时医疗水平难以诊疗的，医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1220条规定了紧急情况下的知情同意事项。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此种情况下，医方无需承担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而伴生的侵权责任。

医疗损害责任作为一种侵权责任，同样适用民法典侵权免责事由。

其一，损害是因患者故意造成的，医方不承担责任。

其二，医疗损害完全是由不可抗力引起，医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医方没有过错的，应免除医方责任。

其三，因紧急避险造成医疗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如果险情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医方作为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但可给予适当补偿。

民法典第1226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