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黎雨辰 北京报道
一则罕见的金融犯罪辩护案例，正进一步揭开公募基金治理与合规建设的隐秘角落。
近日，北京一律所在其官方平台上发布的案例集锦显示，公司曾于近期代理了“某公募基金高管职务侵占”的辩护案件，并取得了“无罪辩护不批捕”的结果。本案的控告单位是某大型持牌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当事人为该公司高管陈某某。公司指控董事长、总经理、副总、首席财务官等4名高管，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资金，涉案金额2000余万元，多人并案处理。
案例显示，在律所接到委托时，公安已向检察机关报捕，辩护律师则提出了委托人未侵占公司财产的出罪观点：“部分意见和证明材料，检察官反馈在公安卷和律师提交意见里从未涉及，解开了关于本案职侵定罪真正核心事实争议谜团。通过真诚有效沟通，检察官认可了辩护人的意见，最终做出不批捕决定。”
根据该律所分享的案件进展，在2025年，当事人最终收到了由北京市公安机关开具的不批捕的取保候审意见书。因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继续侦查，公安部门决定对当事人进行取保候审，已从1月24日开始执行。
“虽然取保候审并不能直接决定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但这意味着在情节轻微、证据不足或其他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后期将有可能转成不起诉的情况。”华北一律所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称。
事实上，由于定性职务侵占犯罪需要相对充分的要件，目前公募领域尚鲜有明确得到法律判决的职务侵占案例。但如以“利用职务便利损害投资人利益”为标尺，近年来，监管“零容忍”打击公募机构违法违规的步履始终不停。
是否涉嫌职务侵占
何为职务侵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显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会视程度被处以有期/无期徒刑及罚金。其中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虚增交易环节来‘赚差价’是比较常见的职务侵占类型，还比如以公司名义借款之后占为己有、制作虚假账单套取公司资金、其他‘白手套’行为，甚至更直接的携款私逃等等。”前述律所人士向记者介绍称，“在量刑时，会综合考虑侵占的数额、手段、用途、造成的影响等因素，通常200万元以上可以被判定为‘数额巨大’的范畴。”
事实上，在具体的判决中，对当事人是否涉及职务侵占罪的认定往往存在几个核心的限制条件或争议点。
北京一从事金融犯罪辩护方向的刑事律师向记者进一步指出，职务侵占的主观要件需为当事人直接故意，而非过失导致公司财产损失。但考虑到实际操作中对主观态度的判定难度通常较大，因此律师在代理类似案件时，更多会选择围绕委托人“是否利用职务身份便利”等角度来抗辩。
与此同时，该刑事律师还指出，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职务侵占罪案中需有明确的受害方，因此如想避免被以职务侵占罪起诉，最直接的方式，其实是提前把“侵占”的金额退还给受害方。
“许多公司也会偏向于优先和当事人内部解决。如执意进入诉讼程序，有时也不排除公司存在内部争斗、需要‘杀鸡儆猴’等更复杂的情况，每个案子的背景都不尽相同。”该刑事律师分析称。
侵占对象属于“公司财产”，也是构成职务侵占的必要条件。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在过去，法律上曾对基金管理人所募集资金是否可以被评价为本单位财物尚存争议，导致职务侵占罪一度难以准确适用。
但在2023年12月26日，最高检、最高法曾联合发布了多则依法从严打击私募基金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入选了的“郭某、王某职务侵占案”，为基金业的职务侵占罪司法实践画出了更具指导性的红线。
案例显示，上海利某公司是从事债券市场投资的私募基金，被告人郭某为公司资金交易员，与王某为夫妻关系。郭某多次利用担任利某公司资金交易员的职务便利，在对利某公司管理的私募基金产品所投资债券进行账户间平移调整过程中，伙同王某通过实际控制信托账户与私募基金进行人为增加的对手方交易，以“低卖高买”的方式进行债券撮合交易并从中牟利。
在判决结果上，郭某、王某则被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处以罚金并退赔全部违法所得。
不难看出，尽管基金管理人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但借由这一案例，“两高”认明了利用职务便利截留基金管理人代为运作的投资者财产，同样符合职务侵占的客观要件判定。
“要全面收集证据，准确区分为投资人利益开展的正常投资与为个人利益实施的不正当交易，做到依法认定、不枉不纵。”最高检、最高法在案例说明中指出。
构筑制衡、合作的公募治理生态
整体而言，私募基金因非公开透明，职务侵占风险相对突出。在公募领域，目前尚鲜有公开的职务侵占案例，但过去数年，市场中仍存在基金公司高管、员工因涉嫌职务侵占被调查的传闻。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如果从利用职务便利开展不正当交易、进行财富转移、侵害投资人利益与行业信誉的角度审视，近年来公募行业中诸多监管严抓严打的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实际上亦与职务侵占拥有相似的核心逻辑。
2024年，在进一步落实金融监管长牙带刺、“零容忍”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方面，监管部门步履不停。一系列面向公募基金的处罚落地，体现了监管加强行业整饬力度、持续净化市场生态、护航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深重决心。
过去一年来，证监会下达的一系列“老鼠仓”罚单，便剑指多位公募高管及基金经理。如去年11-12月，信达澳亚基金前副总经理李淑彦、浦银安盛前基金经理许文峰、嘉实基金前基金经理王宇恒均曾被证监局施以超百万元罚单。同年8月，华安基金前基金经理张亮则因“老鼠仓”被罚没超3000万元。
同时在去年9月，公募分类评价制度也迎来重新修订。最新的评价指标大幅强化合规风控的评分占比，关注公募被司法、行政机关采取刑罚、行政处罚、监管措施等情况，强化对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行为的负面约束。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案例中四位高管被公司集体指控的“戏剧化”现象，也为公募基金的公司治理生态构筑敲响警钟。
2022年6月施行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基金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明确经理层职责、高级管理人员范围，明确规定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强化专业、独立、制衡、合作原则。
但在公募机构的实际业务运作中，受制于盘根错节的股东关系和高管选聘模式，职业经理人与部分股东方因理念、利益相左而在工作中相互掣肘，时而有之。
在少数情况下，部分股东甚至通过复杂股权架构干预高管选聘，致使高管团队沦为单一股东“代理”，以在投资决策、资源分配中优先满足股东诉求，或以非法方式转移、输送利益。无心专业履行“掌舵”之任的职业经理人带来种种内控管理隐患，也无疑致使公司业务发展举步不前，置投资人利益于不顾。
在2024年，公募市场中仍不乏权力争斗拖累公司运作、引发监管下场的实例。例如在2024年8月，淳厚基金旗下产品半年报披露的行政处罚信息显示，时任董事长贾红波未能准确判断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并依法及时报告相关信息，被监管机构认定为行业不适当人员。
而此后公司持牌发起人邢媛在声明中提到，贾红波的任职，实则来自另一股东柳志伟私下签署的股权交易协议中所约定的对价承诺。Wind数据显示，在2024年四季度期间，淳厚基金的总管理规模大幅缩水了56.3亿元，市场排名下滑12位。今年年初，公司旗下的多只基金也集中走向清盘。
事实上，为了提升职业经理人的专业性、同时有助于明确管理层对全体股东和持有人的受托责任，“海选总经理”正日益成为中小型公募机构的常态化现象。2024年以来，便有包括但不限于红塔红土基金、国新国证基金、天治基金等公募发布高管的市场化招聘动态。
同时，公募高管绩效与薪酬管理问题也在近年频频进入聚光灯下。继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等关键岗位人员递延支付的金额原则上不少于40%的“限薪令”落地后，2024年市场中一系列围绕高管薪酬的“瘦身”之风，背后无不反映出监管层对深化投资者利益的导向。
新“国九条”曾明确提出，要推动证券基金机构高质量发展，引导行业机构树立正确经营理念，处理好功能性和营利性关系，推动行业机构加强投行能力和财富管理能力建设。而在业内人士看看来，公募基金也唯有回归“受人之托”的资管本源，构筑制衡有效的治理生态，才能真正实现长远发展与多方利益共赢。
更多内容请下载21财经APP
